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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简史》在线阅读(9)

来源:齐鲁网

作者:熊显华

2017-08-01 1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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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第一个将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海权论介绍到日本的,应该是海军情报官小笠原长生。

此人曾根据军令部伊东祐亨的授意写一部通俗的海军历史书,以此赢得公众支持日本海军优先获得预算的政策。1898年,他完成了《帝国海军史论》一书,随后该作品被进呈到天皇那里御览,不久,便进入出版程序,并分发全国学习。

小笠原长生说,从古代起,海权的兴衰就和国家的荣辱息息相关。他根据自己对《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理解,认为在历史上一段时期内,日本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岛国特性以及民族特征,自然而然地发展了它的海上力量。在1633年错误的闭关锁国政策前,这些因素推动着日本去进行海外的冒险。海权对于“不仅在战时要消灭敌人和获得霸权,也要在平时保证本土的殖民地间航路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他的观点,中日甲午战争中鸭绿江战役的胜利就是对马汉有关制海权观点之正确的有力证明。然而,只是因为日本的海上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只能被迫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1895年,在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下,日本不得不归还原属于中国的这片领土。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海洋帝国雏形几近形成。特别是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日本开始了太平洋方向上的扩张,有一个典型事件就是日本向夏威夷移民。只是,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警惕。随后,美国通过一些手段,获得了夏威夷。

显然,像小笠原长生这样积极在日本普及马汉海权论的绝不止他一人。秋山真之、佐藤铁太郎、加藤宽治等人不断将马汉的海权论进行普及、诠释,并以之作为对外扩张的依据。特别是加藤宽治,对于日本的对外扩张万分积极,不断给日本军民洗脑,直至将海军至上的信条,以及海权的兴衰决定国家命运的思想,深深刻入国民心中。

日本人对海权论的推崇甚至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譬如,军令部报道课的福永隈少佐就曾毫不忌讳地说:“如果没有马汉,大东亚战争就根本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有珍珠港的作战。”他还认为,美国在吞并夏威夷后,等于占领了对制海权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此举完全忠实地执行了马汉的建议。假如马汉还活着,对珍珠港的袭击会是怎样的呢?马汉一定会陷入恐慌,并说:“舰队决战的目标是摧毁敌人的舰队,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完美的示范(即指日本成功偷袭珍珠港事件)。”

然而可悲的是,就在福永隈少佐写下“这本书对于我们巩固对制海权重要性的认知上是必读的”时候,日本海军却在中途岛战役中失败了。

以马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在太平洋作战指挥中的胜利,说明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作战基本上秉承了马汉的海权理论,即作战时首要保证获得无可争议的制海权。

对此,军事史学家罗素·F. 韦格利有更为精准的说法:

美国战胜日本是马汉海权思想的胜利,这种海权因为有了航空兵和两栖作战而变得极为 可怖。

这其实说明了什么呢?

只能说日本并没有真正理解马汉的海权思想。特别是日本的头号马汉理论战略家佐藤铁太郎,因为对其理念的混淆,导致日本“坚定不移”地走向了珍珠港。其中,佐藤铁太郎将日本的区域优势和在全球推行马汉理论的使命相混淆,马汉的海权理论有相当部分是作为国家赢得相关预算的工具,日本呢?当然也有一些,但更多是用来刺激其狂妄的野心,然后不

自量力地背水一战。

由此看来,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败显然是注定的。

三、“二战”前的日本海军

1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的海军建设有了许多变化。通过对这些变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袭击珍珠港这条不归路的。当然,也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是如何推动着日本海军逐渐走向奔溃的边缘。

日本海军从最初的追随英国模式,到后来又深受阿尔弗雷德· 赛耶·马汉战略思想的影响,他们在习惯思维上一直秉承着英国到美国的取向。由于海军军官大部分都在海外服役受训过,全球化、现代化的熏陶,造就了他们的不可一世,所以,他们以轻视陆军军官来获得自身的优越感。

对于日本海军的结构、分工乃至其他要素,如组织战役、战术归军令部长管辖,行政角色则归海军大臣。另,海军大臣还负责和平时期的内部管理,以确保内部的和谐,官兵的团结一致。

这样分工明确的管理本来是不错的,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却发生了重大改变。特别是从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引发的危机开始,日本海军内部开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不和,如统帅部和中级官佐对海军大臣权力的篡夺。

《伦敦海军条约》签订时,日本正备受经济危机的困扰,而政府同意靠补充航空兵的兵力等办法来弥补国防缺陷。这样的海军预算其实是无法实施的。因为仅在1930年,日本就有100万失业人口,这就导致浜口雄幸内阁试图通过军备缩减来减轻赋税的计划未能实现。在缩紧财政方面,所谓“经济不景气之时当大幅度缩减财政上的预算”本身就与海军,尤其是军令部要求尽可能增加军费预算的诉求相矛盾。

日本想在《伦敦海军条约》后对海军进行扩充看来困难重重。在条约规定的内容中,需要日本停建部分军舰,这就使得节省下来的军舰建造费高达5.8亿日元。这部分财源被以军令部为主导的舰队派所窥觑,安保清种海军大臣干脆直接提交了总额高达5.25亿日元的财政申请,然而批准的总额不足3.3亿日元。

因此,由《伦敦海军条约》引发的日本危机,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国内右翼势力的神经:

军部内部出现了一个以发动政变为主要目标的法西斯派别,从此政局日益动荡,政党内阁逐渐衰落下去。

在这种衰败中,日本右翼对浜口首相的刺杀袭击可以看作是一条有力的证明。1930年 11月14日,浜口雄幸首相前往冈山县视察陆军演习,在经过东京车站时被右翼青年佐乡屋留雄狙杀,于第二年8月26日因重伤无治死去。根据佐乡屋留雄的陈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海军内部存在的问题。他说:

如同浜口首相侵犯了统帅权那样,统帅权问题直接激发了凭直接行动改造国家的运动和军部公开干涉政治。

让人寻味的是,佐乡屋留雄应该被判以死刑,后来却被大赦。显然,这样的刺杀行动并没有停止,在1932年发生的“五·一五”事件中甚至愈演愈烈,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就是《伦敦海军条约》下的牺牲者。

日本国内的那些激进派们,很多是海军中级军官,他们因海军发展的限制而显得极度情绪化,甚至是狭隘化,在这样的局面下,即便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稍微有些理智的温和派,譬如,支持加藤友三郎的,只能是属于少数派别了。日本海军内部的矛盾,导致其领导力大大削弱,以至于日本终于没能理智地对待1941年与美国的战争。

2

日本海军教育系统的显著特点就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在那里接受教育的学员过的是一种严酷纪律约束下的生活。

学校越来越强化的教育,各种死记硬背及严格的训练导致学生的创意、个性等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反而被一次次扼杀。对此,当时的学员高木惣吉少将曾这样形容海军学校的教育:斯巴达式的鞭笞、填鸭式的死记硬背扼杀了我们的一切创造力。

在战役战术课程上,所授的都是狭隘的、忽略了综合性的战争科学。他们接受传统的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理论。譬如说,教材《海战要务令》中就仿照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里面规定:一旦宣战就必须发动猛烈攻击。学员们不断地重复着对抗美国舰队的军事演习,然后,每次都在一场严格按照对马海战中复制的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理论式的决战中达到高潮。在毕业典礼上,军官们要在天皇面前进行演习,大舰巨炮的理论让他们欢呼不已,受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理论的影响,他们对之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虽然《海战要务令》已经前后修订了五次,然而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带来的恶果就是让他们时时沉浸在海战的失败阴影中。对此,中泽佑少将(1939-1940年任作战部长) 曾心痛地说:

077日本输掉战争,是因为海军的主导是一帮只知盲从条令而毫无创性的海军大学毕业生。

加藤友三郎后,日本海军将领们的领导能力日趋减弱。1930-1941年,这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日本海军军官之间按照职能或机构来进行区分变得非常明显,这就容易导致派系化的产生。他们以海军省的军政系和在军政部的军令系为主,派系的隔阂和断绝,让他们在人才的优化配置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譬如,山本大将既通晓舰队、航空兵事务,也对行政事务擅长,但他从未在军令部任职;末次信正大将除了短暂的任职教育局长,从未在海军省任职,要知道,他可是和大名鼎鼎的加藤宽治同为军令系的领导者的,而且,末次信正还具有明睿的远见,曾发现火炮布置于战舰中心线与同口径火炮在射击上能发挥出更大优势。然而,日本海军造舰当局却忽视了他的建议,继续建造那些过时的战舰。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西园寺公望曾这样评价他:

末次就像一只猫,永远警觉,从不休息。

海军省的重要职位,如军务局长是应该由具备杰出才能的军官来担任的,选拔的来源主要是海军兵学校里极为优秀的学员。军令部的重要职位则由“老海狗”--“海上行伍军官”担任。简单来说,日本海军军官的高阶军官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文官出身。

其二,行伍出身。

这就是说,在较长的时期内,军政系代表的是海军省的精英阶层,而军令系则是代表了低一层的军官。由于后者备受轻视,他们的不满终将爆发。最直接的分歧就是在对美作战的态度上,而这样的分歧还在继续演化。

20世纪30年代中期,海军内部在对外政策上出现了亲英派和亲德派。这种分歧主要是因为军官们作为翻译官、助理武官和武官的海外经历不同造成的。之前,日本主要派海军造船官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接受三年的学习;后来,学习对象又换成了德国。特别是1923 年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拒绝接受日本海军造船官,于是,德国就成了最好的选择。而且,德国拥有相关的先进技术,日本需要与德国进行合作,寻求技术支持和援助。而德国也表现出相当的“慷慨”,竟然为日本提供了不少先进的德国潜艇,如令人恐惧的U型潜艇,并派遣了优秀的工程师赴日。

日本宣布废除《华盛顿条约》后,开始和德国海军进行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而这也成为对抗英美的一环。

如此一来,亲德派和亲英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后来甚至发展到互相拒绝说话的地步。典型的例子就有米内光政和末次信正。

3

在战争对决中应尽量避免冒险激进,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但是很显然,日本海军已经等不了了。他们像加藤宽治、末次信正一样,信奉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速战速决的教训--更重要的是,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并没有发生过“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式”的决战。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日本必须在战争初期就寻机决战,这种狂妄、不理智的行为方式,在后来为征服中国而展开的行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甚至扬言要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这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饶有意思的是,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日本的海军决策者们竟然也认为,只要在一场决战中取得胜利,就足以消灭美国的海上力量。然后,美国就会丧失抵抗意志。这种对决式的思想,导致日本忘记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彻底理解马汉制海权的真谛,即决战只是一种确保掌握制海权的手段,只有掌握了制海权才能赢得胜利。更何况,美国对海战的战法已经进行了重要的革新--航空兵的协同作战。

虽然,不能十分偏执地认为日本在海战中的成败皆因“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理论”,但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蒙蔽了大多数保守的日本海军军官的眼睛的。这一点,是否和德国在运用同样理论时所进行的“阉割”有着难以诉说的痛,或许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日本海军没有意识到航空兵种的重要性,未免显得偏颇。因为,日本海军航空兵之父山本五十六已经对此有了清晰的认识,他完全否决了大舰巨炮论,认为无论造多大的战舰,都不会是永不沉没的。在未来,航空兵的威力完全有可能使得战舰一炮未放就被击沉。他严厉批评愚蠢的炮术专家们,就连末次信正的渐减邀击战略(即强调先发制人和夜战,属于日本对清朝、对俄战争中的作战经验)也被他抨击得体无完肤。

另外,有一个人物同样十分看重航空兵在海战中的重要作用。他就是担任过海军航空本部长的井上成美中将,1937年的时候就曾发表过惊人的言论,认为日本根本就没有机会在海军竞争中战胜美国,建造战舰纯属浪费资源。他甚至偏执地说:

战列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飞机。

井上成美这话虽然过激,但不能否认他的卓越见识以及预见能力。譬如,他曾认为太平洋战争中,将会有“跳岛作战”的形式出现。

不过,当时日本海军沉浸于巨舰大炮的“无敌”中的人士占据了大多数,所以像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这样的远见之士,他们的观点未能被日本普遍接受。很多人仍致力于以对马海战、日德兰海战的作战经验和理论来面对接下来的战争。尽管后来,日本也体会到了航空兵的重要性,可惜一切都已经迟了。

于是,日本注定只能以一种狂妄、侥幸的姿态走向珍珠港了……

四、魂断太平洋

1

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居上者,日本确实凭借“模仿”而成功。简单说,日本以英国为榜样--不仅表现在海权方面,就连大陆事务上阻止中国强大的政策与手法也同英国构建欧洲均势有着相似之处。

对英国而言,之所以可以构建均势,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大部分欧陆国家在疆域、人口以及军事力量上的相似性,这使得构建均势成为了可能。在这种格局下,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则以交替的姿态崛起。当时英国的高明之处在今天看来,是它可以在一段时间里通过不直接投入陆上作战与扩张的手段,就能以联盟的方式对一个开始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的国家进行遏制。

而日本,面对的是东亚大陆的大一统强国--中国。一方面,在相对长的时间里,中国“控制”着这一广大区域,甚至在元朝的时候,忽必烈曾试图跨海进入日本。另一方面,19 世纪中叶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俄国也开始朝远东地区扩张,这使得日本对自身安全处境的忧虑程度远远大过英国。因此,日本对于肢解中国使其不足以统一东亚大陆,以及遏制俄国的扩张上有着强烈的欲望,甚至是冲动。

不过,让日本纠结的是,由于明治维新主要是由长州、萨摩两大强藩的藩士主导推动的,萨摩又临近海洋,对海军建设的重视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然而戏剧性的是,在长州藩又存在着陆军的把持者和大陆侵略的鼓吹者,他们为了争夺对军事预算以及中央政策的控制权,在推行大陆扩张政策方面显得咄咄逼人。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山县有朋在 1890年发表的一份《外交政略论》上得到证实:

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大凡国家不得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绝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

这里提到的利益线,就是指同邻国接壤并与我之主权安危紧密相关之区域。换句话说,主要是指向朝鲜和满洲(前文已经有所提及)。山县有朋,这个历任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的日本政界重要人物,他的强势态度在于如果别国侵入本国的利益线,必须以强力“排除”之。从历史来看,在日俄战争结束之际日本刚好实现了这一目标。

然而,或许是造化弄人,就在这节骨眼上,另一个崛起的大国--美国,也在鼓吹“门户开放”政策,希望维护“各国对华商业上之机会均等”,并且“为得此项机会均等”,需要“保护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美国的言下之意很明显,就是要阻止任一国家在中国一家独大。这样一来,无形中就给日本造成了一种困窘:海权陆权如何双效发挥出较好的作用?或者说孰重孰轻?

1911年,海军战略家佐藤铁太郎在《帝国国防史论》里提出了“疏远自卫,热衷侵略,必宽亡国之基”的观点。按照他的说法,眼下日本最适合的国家战略应该是“海主陆从”,主张“节制扩充军备之费,将其用于致力生产事业之进步,所引致之资本增加自可维持国运之伸张”。这位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权论的信奉者甚至觉得,日本就没有必要保留数量过大

的陆军。因为,能够威胁日本安全的并非来自陆上,而是海上。在获得一系列的海上交锋的胜利后,让日本觉得发展海上力量是一条不错的道路。

不过,那些大陆扩张政策的鼓吹者在现实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因对德宣战,取得了独占中国市场的地位。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17年日本商品出口总额达10.88亿日元,出超6.15亿元。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日本由传统的债务国一下子变成了债权国,外债由19亿日元降为16亿日元,对外债权却由8.1亿日元猛增到43.7亿日元。

这一巨大的收益显然影响了日本海权与陆权在战略决策天平上的权重。

2

就在海军战略家佐藤铁太郎大力倡导“海主陆从”的当口,美国横插一脚--极力鼓吹门户开放政策,这让日本人进入两难的尴尬境地。于是,围绕日美矛盾走向和1906年起草的《明治四十年国防方针》之间的争论一时间激起了千层浪。

日本军政界对此展开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俄美两国被确定为日本的利益重大威胁国。军备上,陆军方面,扩充到平时25个师团,战时50个师团的规模;海军方面,通过了“八八舰队案”,具体来说,就是以8艘战列舰和8艘巡洋舰组成一线舰队,在战时与敌对决。这个方案是由海军战略家佐藤铁太郎和秋山真之精心核算出的。然而,这样的方案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虽然于1913年通过了1.51亿日元的海军预算案,却因山本权兵卫(萨摩派海军第二代,时任海军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内阁的下台而被迫废止。

而后,那些大陆扩张政策的鼓吹者和好战者们,在以“大陆”为主攻点的进程中,又让日本看到了陆权扩张的卓有成效。于是,1928年的“五三惨案”后,日本重回了以陆军为主的大陆进军政策。

反复无常、左右摇摆,这似乎是日本在政策导向,或者说国民意识中思想交锋下的内耗,以至于日本的海军战略家们,仅把舰队当作是辅助地面作战的工具而已,他们丧失了对舰队远洋作战系统、精细的研究时间和机会。这或许也是日本只能按照英国的“那套方案”来作为指导的原因之一吧。

也许,日本的失败就这么定下了一个让人深思的基调。无论怎样,也不管海权、陆权如何发展,在战略的制定上,都绝对不能是简单复制,拿来主义、政策偏重等很多问题都摆在了日本面前,叫他们怎么不左右为难?

3

当1905年5月27日,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完美 PK掉对手后,日本在西太平洋,甚至在整个亚洲的特殊地位都由此一举得到奠定。

然而,历史是充满戏剧性的。

仅仅是在37年后也即1942年,同样是在5月27日,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指挥着联合舰队由濑户内海出发,前往中途岛与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展开最后决战。这场决战最终以日本失败而结束,这意味着日本之前在太平洋的攻势戛然而止,随后,战略攻势开始转向消耗战,彻底的失败早已注定。

关于这场决战为什么会失败,理由当然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山本五十六未能完全摆脱巨舰大炮制胜理论的束缚。因为,新的兵种和作战方式已经出现,战法理应灵活多变。如舰载飞机的出现、海空联合搭配作战战术的发展等。此时,传统战法已经不适合当时决战所需。

迫切地以为决战就能够强夺制海权,这可能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后,意识中产生的一种错觉,认为只要通过某次关键性的胜利,就可以掌控整个战局。

正是这一思想,导致日本从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就一直在寻找这种决战的机会。只是,日本忽略掉了一点,本土工业强大的美国,并不会因某一次的失败就全盘崩溃。战争一旦拖到胶着状态,后期比拼的就是自身消耗的承受力了。显然,日本不具备这样的优势。

可以说,两个“5月27日”的不同结局,折射出了日本在海军强国路上的喜与悲。这个欧亚大陆滨外岛国家在1853年被美国叩开国门,日本精英阶层的忧患与远见意识,让这个国家免遭成为殖民地的厄运,随后,日本仿效英国,几乎采取与英国一模一样的路线来发展国家力量。特别是在海上力量方面,对英国的“依赖”性较强,创建海军近30年的时间里,其发展速度也着实让人惊叹--甲午战争中击败亚洲霸主清帝国,这样的胜利在日本人的心里造成一种侥幸与狂热,国民意识受到鼓舞,他们自傲地认为: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令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倒转。这样超强的自信--其实是自负,让日本敢于同沙皇俄国展开角逐,随后再一次的胜利,让沙皇俄国被迫远离东亚舞台,而这,不过是又加剧了日本人的这份自负而已。

取代俄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日本的野心在加载了这份自负后,变得更加不可一世,然而,历史似乎要把日本人推向更大的狂热。珍珠港事件的胜利,前后不过半年的时间,就将盟国海上力量驱逐出了南海、印度洋以及大半个太平洋,这是巨大的胜利,对此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忍不住称赞其为“人类战争史上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胜利之一”。

不过,胜利之后,下一次不一定仍能胜利,尤其是战争。以太平洋战争中的中途岛海战为例,此次战役带来了太平洋上主动权的变更,日本发现之前的胜利--甲午、对马战役所带来的成果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了,然而,这样的领悟--或者称不上领悟,是否来得晚了一些?日本联合舰队所取得的胜利不过是将原有的资源优势快速消耗殆尽了而已。

反观美军,他们更加灵活、创新……他们采用了快速灵活的航母编队与双叉战略--这种战略不仅在“二战”期间发挥了明显作用,即使到了现在,双叉战略依然行之有效(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美国通过这样的战略方式追捕到了塔利班领袖,并瓦解了其内部)。就太平洋战争而言,美军从太平洋中部和西南两路出击,越岛进攻……这使得日本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指定区域与对手进行决战,并且还让日本残存的舰队在进入战斗前就丧失了价值。

美军继续将双叉战略发挥到极致,借助庞大的快速航母编队施行“跳岛战略”,逼迫尚未完成飞机增产和船舶征用措施的日本人提前进行决战。

[责任编辑:杨凡、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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