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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提要]中国有开放包容的历史,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是可持续的,才会是永久的。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同样,确定性只能来自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便无从谈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研究,找到其不足,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觉得,无论是前些年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情还是最近对中国模式的怀疑,都没有帮助人们理解中国模式。实际的情形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越多,人们对其认识越糊涂。我以为,中国模式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加以讨论。

  首先是中国模式的文明性。我自己倾向于把中国模式置于大历史的宏观层面上讨论。改革开放30年不够,还要看前面的30年。而前面的30年也不够,还要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我相信,研究中国模式就是要把那些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找出来。很简单,不管中国如何变化或者变革,中国总是中国,中国变不成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国家。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国永远是中国的呢?这些因素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不找出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中国模式,当然也看不到这个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在这个层面,人们需要看到中国模式的文明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经济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以承认这个常态为前提。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也往往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政治上,西方的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西方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政治模式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在下一个层面,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的改革模式。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入这个层面。“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要回答“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是个经验观察,先进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也有这个特征,也走过了这个过程。此外,这种改革模式也符合一些一般的发展常理。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要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也涉及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对政治精英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可以进入经济领域,那么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不至于没有出路。

  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历史次序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都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如果说,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民主只是众多基本国家制度中的一种,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从历史上看,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正如我们可以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而民主化先行的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至少没有人能够保障,在缺乏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民主政治会是高品质的。

  最后,人们可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也可以叫中国政策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等各个不同领域来透视中国模式。我觉得人们所说的“中国案例”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目前很多人对中国模式表示出的很大的不满意都在这第三个层面。在经济政策领域,人们对改革政策的不满也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些人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政策模式。比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改革,而此后就没有了。因为早期的改革呈现出市场化和分权等属性,90年代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策是从西方那里学来的,称不上自己的模式,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这些看法也不见得很合理。对第一种观点,我觉得集权不见得不是改革,分权也不见得就是改革。如果集权是建立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制,那么也是改革。如果分权产生的只是一个个行政主导的地方性垄断,而非市场,那么也不见得是改革,而是寡头经济。对第二种观点,市场并非只是属于西方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市场也曾经发达过。一些市场经济的实践先发生在西方,但这并不是说市场就是西方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向西方学习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形成自己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这三个层面互相关联,但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的问题。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的改进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强调改进就是强调模式的渐进性,而避免激进变革。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中国的历史表明,激进变革经常是没有变革,因为激进变革往往意味着重新走一遍。从长远观点看,改进或者渐进才是真正的变化。其次,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他模式一样,也存在着其劣势,因此必须找到劣势之所在。尽管不能形成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意识到其缺陷则可以预防其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其他模式的竞争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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