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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茵的原生家庭与她的个人发展

克莱茵的原生家庭与她的个人发展

  梅兰妮·克莱茵,1882年生于维也纳,虽然她在那里生活到19岁,却是在1910年搬到布达佩斯以后,才真正“发现了”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从此精神分析成为其主要的兴趣与热情所在。而使她获得这一发现的家庭背景是有意义的。她的父亲莱齐斯(Moriz Reizes)是一位医生,其传统的犹太父母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祭司,但是他默默反抗,研习了医学,并且在他买下牙医诊所之前执业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广泛地阅读,且自学了十种欧洲语言。他在克莱茵18岁时过世。克莱茵的母亲来自比较自由的家庭,似乎是一位富于冒险、温暖和勇敢的女性,她在克莱茵32岁时过世。我们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里看到人性的温暖、勇气,以及进步与改变的能力,这些在克莱茵日后对精神分析的贡献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梅兰妮·克莱茵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其发展上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西多妮(Sidonie)大她四岁、伊曼纽尔(Emanuel)大她五岁、艾米丽(Emily)大她六岁。西多妮罹患重病,她短短的九年生命,几乎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虽然她过世时梅兰妮只有5岁,但是她们之间已经发展出非常亲密与投契的关系。据说她想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教给妹妹,也是她教导梅兰妮阅读与算数。伊曼纽尔在写作与音乐两方面都显露出才华,但是他罹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很瘦弱。他像西多妮一样,也看出梅兰妮的能力,并且鼓励她、支持她读书。他有点叛逆,但是交友广阔,对于文化方面具有广泛的兴趣,也引领妹妹进入了这些领域。经由伊曼纽尔,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阿瑟·克莱茵(Arthur Klein)。伊曼纽尔曾想习医,但由于健康状况而必须放弃。在14岁前,克莱茵也曾计划习医,但事与愿违。17岁时她订婚,并于四年后结了婚,因而必须放弃医学之路。不过,在订婚之后的两年里,她到维也纳大学研读人文科学。

  阿瑟·克莱茵是个工程师和商人,为了工作必须时常旅行,有几年这对夫妻居住在斯洛伐克与席雷西亚(Silesia)地区的小镇。梅兰妮深深怀念她在维也纳的社交与智性生活,当时也已经出现婚姻问题。不过当1910年她的丈夫在布达佩斯找到工作时,她的生命改变了。当时她已有两个小孩,梅莉塔(Melitta)生于1904年,汉斯(Hans)生于1907年。在布达佩斯,梅兰妮发现了弗洛伊德的作品《梦的解析》(On Dreams,1901)以及改变其生命的精神分析。她与费伦齐(Ferenczi)联系并接受其分析,费伦齐鼓励她开始分析儿童。1919年,她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名儿童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大约在这个时候,阿瑟前往瑞典工作,她终于与阿瑟分居了,并于1926年离婚。1921年她搬到柏林,在这之前她曾于海牙的精神分析年会中见过亚伯拉罕(Karl Abraham),且深深被他及其思想所吸引。亚伯拉罕对于克莱茵的工作非常肯定,她终于在排除万难之后,说服亚伯拉罕于1924年初开始为她分析,但是1925年12月亚伯拉罕去世了。失去了这个治疗师同时是朋友的支持,克莱茵在柏林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了。也是在1925年,她认识了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他对她的著作非常感兴趣,并邀请她去英国演讲,她欣然答应,她在英国共进行了六场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的演讲,这些演讲内容随后编辑成她的第一本书《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的前段。来年她带着最小的孩子--当时13岁的艾力克(Erich)移居伦敦。梅莉塔在此前已经与施密德伯格医师(Dr W. Schmideberg)结婚,夫妻双双接受训练并成为精神分析师,也定居在伦敦,克莱茵的长子汉斯则留在柏林。梅兰妮旋即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常态性地参与学术研讨会,在学会中宣读文章、举办讨论会与演讲。她的取向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受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又为其他人所高度赞许。

  梅兰妮·克莱茵和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分析儿童,但是她们的工作在许多基本面向上大相径庭,这些差异可见于1927年的《儿童分析论丛》(Symposium on Child Analysis)。梅兰妮·克莱茵对于精神分析之主要贡献的根源可以说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就已经存在了。举例来说:本书显现了她对儿童焦虑的关注,这一焦虑经常伴随着潜在的攻击性。她看到诠释焦虑的重要性,而非用来忽略它。她见到儿童的潜意识幻想与焦虑事实上表现在游戏中、使用玩具的方式上以及在游戏室里的行为中,因此,接触儿童的游戏让克莱茵能够与幼儿工作,即使是欠缺语言表达能力的儿童亦然。这样的取向随后开启了对潜意识幻想更多的了解,并且帮助她辨识了许多弗洛伊德曾经生动描述的议题,事实上在个体生命的更早期就已经开始了,例如与客体的关系、认同与内射(introjection)的过程、俄狄浦斯情结等。她见到幼童带着先前对客体已经形成的期待与态度,进入治疗中。她开始探讨内在客体的本质,以及这些客体在儿童的内在世界里是如何相互产生关联。她观察到这些内在客体运作的方式决定了儿童与分析师建立关系的方式--也就是移情。她对移情的观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投射与内射的机制,以及移情如何反映了儿童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经验之间不断进行的互动。

  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发现,随着她持续对儿童与成人的分析而逐步开展与丰富化,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架构。这一点随着1935年发表的《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而更为清楚,这篇文章综合上述许多观念,并加以系统化。现在,我们见到她比较不强调攻击性,而较强调生死本能、爱与恨之间的互动及其隐含的意义。她引介了“心理位置”的观念,并描述“抑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及其与“偏执心理位置”(paranoid position,当时如此称呼,后来名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 schizoid position〕)之关系。心理位置的观念意味着与较为僵化的发展阶段概念有所区别。克莱茵认为,每个心理位置具有其独特的焦虑与用来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方式,而这些防御或是更偏向整合和更真实的客体关系,或是相反地,更偏向分裂(splitting)与碎裂化(fragmentation)。因此,她并不视这些心理位置为已经渡过且完成的阶段,而是个体人格中的动力部分。

  这些想法在五年后的文章《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中有进一步的发展,不过要等到1946年在《对某些分裂机制的论述》(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中,梅兰妮·克莱茵的基本理论架构才算得到最终阐明。在该篇文章中,她更巨细靡遗地探讨了生命最初几个月间的心理过程,即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并且引介了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概念:既是一种防御机制,也是一种侵入和控制客体的方式。她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对于了解精神病具有很重要的贡献,这些在罗森费尔德(H. Rosenfeld)、 西格尔(H. Segal)、比昂(W. Bion)等人的工作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57年,克莱茵出版了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嫉羡与感恩》(Envy and Gratitude),在此作品中,先前曾在某些儿童案例中被描述为重要情绪的“嫉羡”,现在被视为正常与病态发展的要素。

【03立封】世图北京《嫉羡与感恩》

《嫉羡与感恩》

  虽然梅兰妮·克莱茵发展了新的理论架构,她始终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基本上奠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只是在一些方向上有所不同,这些歧异之处主要在于她相信:许多弗洛伊德的发现,事实上源于比他所认为更早的阶段。克莱茵的理论思想萌发于她在临床工作上很深的投入,其理论的发展也和临床工作并行。这种介于临床工作与理论思想之间的互动,对于许多欣赏并且重视其贡献的分析师而言,已被证实为非常有力的启示。

  贝蒂·约瑟夫(Betty Joseph)

  梅兰妮·克莱茵基金会(The Melanie Klein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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