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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中的阐释

科学哲学中的阐释

  [荷兰]西奥·A.F.库珀斯

  1 一种重要的但大多隐含的科学哲学方法

  科学家们使用的概念、原则和直观判断部分与其自身的研究领域相关,但也会与其他领域工作的同事共享其中的部分。例如,比较原子“价”(valence)的化学概念和有特定证据支持的假设“确证”(confirmation)概念。“(作为具体科学的)化学哲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价”进行阐释(explication)。与之相似,“一般科学哲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确证”概念进行阐释。在这两种情形中,很明显,只有试图尽可能地合理考虑科学家对这些概念的实际使用才是有意义的,而不应盲目地追随这种使用。也就是说,有时哲学家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建议科学家背离标准用法。哲学家往往借此呼吁区分对待,以终止出于合并不同意义的词汇而造成相互误解的争论。

  对于概念的这些论述同样适用于科学家的原则和直观判断,这些概念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矛盾的。比较特殊领域的“能量守恒原理”和“重复实验收益递减”的一般直观判断。二者都不是非常清楚,需要阐释;当然,始于对其中所涉及概念的阐释。

  尽管“阐释”这个词不经常被哲学家所使用,当他们讨论概念的意义并提出或报告特殊定义、特征描述、模型、理论、观点、设想、(理性)重建或形式化时,他们是在以一种或多或少明确和严格的态度实践概念阐释。当哲学家提出或报告特殊分析、观点、原则和直观判断的重建或形式化,或消解悖论时,同样是在进行阐释。在(系统的、建构的、分析的)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中,这两种行为都占支配地位。然而,明确地称这些行为为“阐释”的做法并不很普遍,在展示结论时使用阐释术语则更少见。不愿意用“阐释”这个词的原因至少有三个。首先,这个词本身可能被发现有点做作。其次,使这一方法应用清晰可能不仅会导致相当繁冗的文本,也将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最后,许多哲学家不愿意将自身与逻辑经验主义者联系起来,即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及卡尔·亨普尔(Karl Hempel)等,他们在1950年左右将“(概念)阐释”作为一个技术性术语引入这种哲学方法中。

  本卷《科学哲学手册》处理一般性的焦点主题,其余各分册讨论与具体学科相关的课题。每一卷都包含若干特稿,说明(正如所指出的,在很大程度上隐含地)阐释方法以某种形式在科学哲学中的使用。在某种意义上,阐释方法正是无疑更严格的“逻辑分析”的产物,科学哲学由此在20世纪前半叶发端,其后这种方法让位于“历史方法”[见本卷第八章,阿利塞达(Aliseda)和吉利斯(Gillies)撰]。

  以下我将描述并进一步探讨阐释方法,尤其关注阐释的评价报告,进步的原则可能性以及始于理想化、继之以具体化的阐释。接着我将概述本卷十章的内容,强调阐释讨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和直观判断。

  2 科学中概念和直觉的阐释

  概念阐释方法

  正如前文所解释的,许多哲学家仅仅以非正式的和隐含的方式使用阐释方法。因此,对这一方法的重建本身就是一种元阐释。尤其是鲁道夫·卡尔纳普\[1950,1966\]、卡尔·亨普尔\[1950/1966;1952\]以及约翰·凯梅尼(John Kemeny)和保罗·奥本海姆(Paul Oppenheim)\[1952\]详细探讨了这一方法。在这里,我将按照他们的精神直率地描述并发展这种方法。正如他们所建议的,它已经并且能够在各种严格和明晰性程度上得到应用。

  在一般科学哲学中,概念阐释的出发点是一个非正式的直觉概念,被阐释项(the explicandum)经常被科学家在不同领域使用。其目的是定义一个概念,阐释项(the explicatum)满足在一般和某些特殊情形中概念形成的三个要求。这三个一般要求是精确性(precision)、多产性(fruitfulness)和简单性(simplicity)。特殊要求涉及与非正式概念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由两类准则来评价:

  1.阐释项应当应用于明显的、无争议的非正式概念的例子(类型);不应当应用于明显的、无争议的非例子(nonexample)(类型)。

  2.阐释项应当满足从非正式概念衍生的(其他)适当性条件(conditions of adequacy),偶尔可能违反非适当性条件(conditions of inadequacy)。明显的(非)例子可能被一般化为一种(非)适当性条件。

  由于这些一般和特殊的要求,概念阐释是一项活跃的事业,正如反对被动的分析(及其先驱“逻辑分析”)概念或意义的同源词。在后者的活动中,人们仅仅试图正确对待一个非正式概念的用法,因此不做其他进一步的要求。无疑,如果仅仅考察明显的例子和非例子并为概念阐释寻找进一步的(非)适当性条件,意义分析可能是非常有用的。

  确证

  让我用“确证”阐释的著名例子说明这种特殊要求。至少初看上去“这个实体是一只黑乌鸦”确证了“所有乌鸦都是黑的”这一假说,因此提供了确证的一个明显例子。这就是所谓的尼科德标准(Nicod’s criterion)。另一方面,一只白乌鸦是一个反例,因此是一个明显的非例子(nonexample)。一只黑的或非黑的非乌鸦,例如一条黑的或白的领带,似乎也是明显的非例子。然而,确证的阐释项应当满足“等值条件”(equivalence condition)似乎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如果特定的证据确证特定的假设,那么它也确证任何在逻辑上与之等价的东西。由此将推出,一只非黑的非乌鸦,例如一条白领带,也确证了“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因为根据尼科德标准,它是与其逻辑上等值的“所有非黑的东西都是非乌鸦”的一个明显的确证例子。这就是亨普尔所谓的确证的悖论[亨普尔,1945/1965;同时可参看本册雷迪曼(Ladyman)和尼尼洛托(Niiniluoto)的文章]。非常明显,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结果,假定可能特定的测试条件,或者能够开始争论什么可被算作一个明显的例子或事实上等值条件是如何合理的。

  亨普尔之后,接受等值条件的学者也指出,确证的阐释项应当满足“(特殊)结果条件”(consequence condition),也就是说,如果特定证据确证了特定假说,那么它也确证它的任何结果。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对立条件可作为适当性条件,即如果特定证据确证了特定假说,那么它也确证任何更强的假说,这就是所谓的“逆结果条件”(converse consequence condition)。尽管这两个条件可能有某些直觉成分,正如亨普尔已经指出的,仍然很容易看到,把它们强加在一起将导致荒谬的结论:任何证据都确证任何假说,只要其确证某些假说(如果E确证H,根据逆结果条件,它也确证H &H*,因此,根据结果条件,它也确证H*)。对于亨普尔来说,这是一个将逆结果条件(隐含地)归类为一种非适当性条件的理由。

  一般性要求

  正如“确证”的例子所表明的,就相似性要求达成一致绝非易事。这不仅是科学哲学家们的问题。事实上,科学家们的许多概念也远非是在非常清晰的一致性意义上使用的。与此同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可能都感受到,对概念的一再界定将使其更为清晰:科学中概念的使用事实上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混乱。由此,不仅概念阐释远非一项简单任务的观念更加清楚,而且阐释问题的一般性要求也被牵涉进来。我将对其进行简要讨论。

  1.精确性(或确切性)。这一要求远非精确本身,至少不是因为其非常依赖于我们试图阐释的概念类型,以及在进行阐释时脑海中的首要目标。换言之,精确性要求尽可能相关。然而,某些方面能够提取出一般意义上所要求的。阐释项不应导致不一致的或琐碎的结论。要求句法和语义的确定性同样是合理的。尤其是,相关项属于何种句法范畴应当是清晰的:它是一个特征项、一个关系项,还是一个功能项?此外,它是分类的(E确证H,或否),比较的(E确证H而非H*),还是量化的(E对H的确证度是C)? 应当认识到,这些划分是不完全的,也是不一致的:例如,等价关系不是可比较的,也不是所有功能都是可量化的。最后,要达到足够的精确程度,通常需要引入至少某些类型的形式化。

  2.多产性。除了由精确性要求的最低限度地避免琐碎化外,阐释还应当在以下某个或某些方面具有多产性。它应当对在一开始就推动了阐释事业的那些问题提出新的洞察。这可能涉及对一个含混直觉的阐释或对一个悖论的解决。就达到这一目标被视为一个适当性条件而言,这将在特殊评价中予以考量。然而,多产性也可能关系到对于相互联系的概念的一种自洽的愿望,比如为一个智力拼图提供解决方案。事实上,阐释的出发点通常是一个非正式概念的网络,其中之一被选为首要目标。例如,“确证”概念和“归纳”概念是彼此关联的,达成对“确证”的一种阐释将是多产的,可被视为一种弱的“归纳”。除了此类意料中的成功外,当能够导致意料之外的额外的成功时,阐释就是更加多产的。

  3.简单性。简单性概念本身就是人们多年来试图加以阐释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当科学家更倾向于一种解释或理论而非另一种时,是因为前者声称比后者更简单,这个问题对科学家意味着什么。尽管曾做出各种尝试,却没有产生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答案,当然还是取得了进步,尤其就量化理论受到关注而言\[见索伯(Sober),1998\]。

  当然,哲学家(或科学家)可能并不赞同这些一般性要求的重要性,对此我也不会采取某种立场。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当一个方案显然满足这些要求中的一项,尤其是通过与一个相竞争的阐释的比较,如果其他方面同等,它基本上可被普遍地设想为一个正确的立足点。

  评价报告

  阐释的评价报告在于确定所提出的阐释项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一般的和特殊的要求。就三个一般性要求而言,一个非正式的得分(scoring)通常是所能获得的最好的评价。当然,对于是否有所进步的问题,由下文可知,比较性得分比单独得分更为重要。

  就特殊要求而言,在评价报告中使用关于成功和难题的问题解决术语是明智的,这些术语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62\]和拉里·劳丹(Larry Laudan)\[1977\]科学理论评价中引入的。

  从明显的例子和非例子出发,在报告的成功方面我们有“为真的正例”和“为真的反例”,即符合所提出阐释的明显例子以及阐释所排斥的明显非例子。在问题方面,我们得到“为假的正例”和“为假的反例”,即虽然符合的明显的非例子及不符合的明显例子。为假的正例表明阐释过于宽泛,而为假的反例则表明阐释过于狭窄。

  除了对某些作为问题的明显(非)例子的清晰分类外,也有被认定的其他“明显的”(非)例子,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们是否真的是明显的。这种有争议的(非)例子甚至可能导致对概念内涵的修正。也就是说,之前明显的例子和非例子可能会分别变成非例子和例子,尽管不是必然明显的。它们可能被分别归类为(不明显的或)有问题的例子和非例子。当然,那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强烈感觉的其他(非)例子,也可能被归类为有问题的。当一个问题、一假的正例或一假的反例易被看作源于提议仍然非常理想化或素朴这样的事实时,就不必进行这种建议的内涵修正,因此,对此提议的精致化和具体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后面我将再阐述这一点。

  考虑到特殊要求的其他类型,即(非)适当性条件,需要一个类似的术语。满足了的非适当性条件和违反了的非适当性条件都是成功,而违反了的适当性条件和满足了的非适当性条件都是问题。违反了的适当性条件表明,这种阐释过于宽泛;满足了的非适当性条件表明这种阐释过于狭窄。再者,条件可能被归类为是存在问题的。未满足的适当性条件和满足了的非适当性条件可能变成有争议的并导致内涵修正,但这些问题也能被再次视为由于最初的理想化,需要进行阐释的具体化以使其(未)满足。

  总之,针对特殊要求,对所提出阐释的评价报告最低限度地指定了被包含的成功方面的明显例子以及被满足的适当性条件。在问题方面,它至少列出了未被包含的明显例子以及未被满足的适当性条件。最后,在两方面都会出现新、旧(非)例子和条件,其地位因此仍然或变得有问题。

  让我们仔细考察亨普尔隐含的评价报告中确证阐释提议的“预言标准”或“条件演绎确证”的部分:E确证H,假定条件C,当且仅当H & C逻辑地包含E,但C单独不如此,这里C和H是不矛盾的并且E甚至是偶然的。插入的问号指出的是分别被其他人争议为明显的和可取的(非)例子和(非)适当性条件。我们加入“排除类似概率确证的某些东西”作为一个合理的非适当性条件,这就成为一个在后续的具体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尽管在直觉上诉诸于继续将明显的非例子和非适当性条件明确地纳入评价报告的考量,它们能够分别通过合适的适当性条件(排除明显的非例子)以及合适的明显例子(打破非适当性条件)而隐含地加以处理,这也是很清楚的。例如,通过合理要求确证证据至少必须与假说兼容,一般性假说的反例作为确证的明显的非例子即被排除了。第二种类型的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波普尔(Popper)对于“更接近真”阐释的缺陷,这正好为真理论比其他理论更接近真留下了唯一的空间\[见本册尼尼洛托(Niiniluoto)\]。这一特征是一个明显的非适当性条件,可以通过要求为可能性留下空间而被打破,即爱因斯坦理论比牛顿理论更接近于真,即便前者被证明为是假的。

  重要的是认识到,概念阐释的适当性条件大体上具有一种形式的或经验的性质,其分别源于之前的意义分析或经验分析\[亨普尔,1952\]。把这两种条件联系起来的一个例子是爱因斯坦对远距离事件同时性的阐释。这是由需要遵守光在所有参照系中速度恒定的经验法则以及光在发出和返回的路径上速度平均这一公约所引导的。正如这一法则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石一样,这个例子说明概念阐释可能极强地负载着经验法则、理论和公约。当然,基于经验法则和理论的适当性条件(以及明显的例子)当遭到攻击或只是不同时可能会出现问题,但相容的视角总是可能的。例如,“绝对温度”的经验概念强烈地基于某些(渐进的)经验法则,而绝对温度的理论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热力学理论,并因此也被称为“热力学温度”。

  形式的适当性条件可能具有一种辩护性质。例如,在这样的意义上,阐释应当提供某些被要求的存在和唯一性条件。一个重要的历史例子是,对数学数列和级数的极限的概念阐释必须满足此类条件,至少是尽可能地满足。形式条件可能也属于对一种特定直觉的有意辩护。例如,对于测试“严格性”(severity)的阐释应当体现“重复测试收益递减”的直觉,见下文。最后,它们可能适于消减悖论,例如亨普尔的确证悖论源于一个最初的阐释尝试,见上文。

  概念阐释中的进步

  这把我们带到了对同一概念两种阐释的比较性评价和概念阐释中进步的可能性上,简言之,即概念的进步(conceptual progress)。概念阐释通常导致这样的结论,即事实上有两个或更多的概念必须被区分开,这就产生了阐释的分支(branching)。然而,当一个概念的两种阐释被认为相互竞争时,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是否一种阐释比另一种更好。很容易看到,存在一种界定“在严格意义上更好”的可能性,然而这需假定在相关评价报告上达成一致,包括及其得分相关项目。如果是相关的,从一种理论的视角,后者最容易为人所想象。此外,它解释了当一个学者宣称基于各评价报告的分歧而取得进步时,为什么其他人通常提出置疑。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忽略明显的非例子和非适当性条件的情况下,由于以上所指出的原因,并不能阻止以下定义。

  定义。与E1比较,E2是一个在严格意义上更好的概念阐释,当且仅当:

  1.E2和E1一样至少满足一般性要求

  2.E1和E2共有所有的问题例子和适当性条件

  3.E2涵盖E1所涵盖的所有明显例子

  4.E2满足E1所满足的所有适当性条件

  5.E2涵盖了某些更明显的例子和/或满足某些更多的适当性条件

  容易想象不同种类的更强、更弱以及精致化了的版本,例如,通过要求意料之外的成功、通过单纯计算所涵盖例子和满足条件的数目及通过为其分配权重的方法。不仅如此,有问题的例子和条件的变化可能也会被纳入考量。用罗尔斯(Rawls)的术语,以及萨加德\[Thagard,1988\]进一步的讨论,可以归纳出一个综合的结论,即:一种阐释之所以比另一种阐释更好,在于前者比后者更接近于一种“反思均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然而,最重要之处在于,这种概念进步的理想能在一种严格的意义上被界定,并因此能够作为一种规范性理念而发挥其作用。

  评价报告的概念和概念进步的定义仿造的是根据反例以及被解释的经验法则评价理论并定义经验进步\[库珀斯(Kuipers),2000,第5/6章;库珀斯,2001,第7/8章\]。因此,对经验与概念之间部分的、形式化的类比不必感到惊讶。此类类比之所以被期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无论其类别如何,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都可以在问题求解过程中处理进步问题。

  一种理想化开端和与之相继的具体化

  正如之前所指出的,一个最初的阐释可能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捕捉案例和条件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考虑最初被忽略的案例和方面,具有确立后继更为现实阐释的明确意向。对于概念阐释以及一般的概念形成,这都是一种有用的策略。此外,对于经验科学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那些作为理想化、具体化或现实化的策略而被阐释的内容\[诺瓦克(Nowak),1980;克拉耶夫斯基(Krajewski),1977\],另见\[库珀斯(Kuipers),2002\]。除了是一个严格意义上更好的阐释外,对一个理想化阐释成功具体化的特殊标准在于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极端特例。

  不考虑某些技术性限定,在确证领域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从“演绎确证”(假说H逻辑地蕴涵证据E),到为了说明评价报告概念而使用的“条件演绎确证”(假定条件C,H蕴涵E),再到“概率确证”[p(H/E)>p(H)]的转换。在第一个具体化的例子中,当极端特例为条件C是一个同义反复时,我们得到了原来的结论;在第二个案例中,当p(E/H)=1时,同样的情况出现了。当然,这两种具体化类型是能够被结合在一起的(关于确证的进一步细节,见尼尼洛托,本卷)。

  考虑到一个假说的后验概率可能基于不确定的证据,另一个具体化的例子是从简单的或贝叶斯条件化到“杰弗里条件化”(Jeffrey conditionalization)的转换。我从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乔伊斯(Joyce),20031314\]引用如下:

  简单条件:

  如果一个具有诸如0<P(E)<1 的“先验知觉”(prior)的人有一种习得经验,其唯一直接效果是提高对于从E到1的主观概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那么对于任何命题H,其后习得的“后验知觉”(posterior)应当是Q(H)=PE(H)\[这里PE(H)被标准地定义为P(H&E)/P(E),TK\]。

  ……

  杰弗里条件:

  如果一个具有诸如0<P(E)<1 的先验知觉(prior)的人有一种习得经验,其唯一直接效果是改变对于从E到q的主观概率,那么对于任何H,其后习得的后验知觉应当是Q(H)=qPE(H)+(1-q) P﹁E(H)。

  显然,当q=1时,杰弗里条件还原为简单条件(即后者是前者的极端特例,TK)。

  直觉阐释与悖论解决

  简要地转向直觉和原则阐释以及悖论消解,首要任务当然是对于直觉和悖论的形成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概念阐释。在直觉阐释的情形中,接下来的任务是将工作推进到以下程度:无论情况如何,如果用精确化了的术语加以再形式化,这种直觉都将被证实、去神秘化或被削弱。在消解悖论的情形中,必须证明它不再能用精确化的术语加以解释。

  对直觉进行量的以及质的阐释的一个例子是:经验进步对于真的近似是功能性的\[分别见:尼尼洛托(Niiniluoto),1987;库珀斯(Kuipers),2000\]。另见本册尼尼洛托的文章。

  直觉阐释的另一例子是“收益递减”直觉(‘diminishing returns’intuition)。无论我对于它的阐释多么有必要,它具有所有被指出的特征并很容易在一个简要的段落中表现出来。波普尔这样表达直觉:“存在某种类似于反复测试而收益递减的法则”\[波普尔,1963240\],这种理念即:在相关性的意义上,收益、影响或重复测试的严格性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减弱。我的“非归纳阐释” \[库珀斯,1982\]的核心理念如下。将“n次重复测试的收益”阐释为其先天的客观严格性:也就是说,它们将产生的先验概率至少是相关一般化的一个反例。假定随机测试具有一个反例的固定概率为(1-q),这种严格性是1-qn。因此,一次额外测试即第n+1次测试的额外严格性是(1-qn+1)-(1-qn)= qn (1-q)。应当注意到,这等于第n+1次测试产生一个反例的先验概率。现在很容易证明,假定q<1,这种概率趋近于0。这个最后的假设意味着,被测试的一般化是错误的,根据这种阐释,它是一个隐含的直觉假设。

  结束语

  迄今为止,逻辑经验主义者,如卡尔纳普、亨普尔、肯莫尼以及奥本海姆在理论和实践中表明了他们的概念阐释理念,这已成为分析的科学哲学中一种重要的(如果不是占统治性地位的)方法。然而,可能因为它被认为是自明的,哲学家将这种方法及其应用内化为通常保持很大程度的隐含性。正如我们所说的,出于某些原因,对于使得这一方法明确化,似乎有更多的迟疑。让我们回想一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针对那些特殊要求而开展的发现、梳理和归类的工作通常并不容易。要在一个文本中界定这些要求,首先要寻找作者已经遇到或将会遇到的那些异议。基于这一目的,尽管不应当被用作一种强求一致的标准(Procrustean bed),对于哲学文本的细读和从事哲学研究工作而言,前面展示的那些工具可能是有用的。这套科学哲学手册系列的当前语境,适用于那些非哲学家的读者们(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方法更少自明性),这可能也有助于他们的理解。

一般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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