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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马克思主义

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马克思主义

[美]丹尼斯·德沃金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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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晚期英语世界的高等院校中,很少有能像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群体能够对人文学科和社会批判理论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大多数主要思想是在英国新左派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1960和1970年代,在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加雷斯·斯特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和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的影响下形成了被统治阶级的历史学或“自下而上的历史”这种新社会历史理论。萨利·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和芭芭拉·泰勒在构成新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史学上有着同样不容忽视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北美)。由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斯图亚特·霍尔所开辟,延续至哈泽尔·卡尔(Hazel Carby)、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和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等人的文化研究提升了人们对传媒、青年亚文化、文学生产、当代工人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文化建构、流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本质等问题的批判性理解。

  1980年代早期以前,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批判学派内部的一种一以贯之的学术潮流。然而,正像其它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一样,后来它也慢慢破裂,最终在1990年代走向解体。综合起来看,工业工人阶级的衰落、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兴起、苏联共产主义的灭亡、身份政治学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及人文学科内部的语言学转向,等等,共同导致它的解体。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二、三十年以前对学者和政治知识分子产生吸引力时,今天它是否仍然对我们有借鉴意义?一方面,我相信今天我们不会再遭遇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那些大多数问题,而且较早年代所提供的那些问题的框架以及给定的解决方案不再具有充分性;另一方面,我也相信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今天所面临问题(最主要的是全球化条件下的多文化、多民族和多宗教社会)的逐步解决,应建立在那些年代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扔弃它们。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的重要性也无法同斯图亚特·霍尔相比拟,因为他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和当今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过渡性人物。

  斯图亚特·霍尔1932年出生于牙买加,1951年以后定居英国,最初作为罗氏奖学金获得者于牛津大学攻读文学。他曾担任多项学术职务,其中包括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和开放大学社会学系主席。霍尔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建者之一、英国黑人经验的主要分析者以及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在1950年代晚期英国新左派的创建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并处于对1970年代和1980年代英国新右派进行理论分析的最前沿,“撒切尔主义”就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汇。除此之外,他在重新思考全球化和保守主义霸权时代的左翼政策方面同样发挥了显著作用。霍尔对流散文化(他认为这是我们状况的一部分)的分析所作出的贡献也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霍尔的著作却扎根于早期新左派传统,受到了E. P.汤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等先驱者的深刻影响。他改造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路易·阿尔都塞的思想,使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朝着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方向发展,从而使新左派的理论传统得以延续。虽然霍尔的晚期著作是否仍然以文化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架构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其思想轨迹如果脱离了它就无法想象。他继续坚持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核心观点:文化的物质性观点、对结构与主体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关于社会与文化的观点,即对文化斗争予以特别重视并把它看作是社会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被经济过程所深度决定了的一个结果。

  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测绘出霍尔的思想及政治生涯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在其历史背景中突出霍尔思想中的几次主要转变。本文的观点是:霍尔的著作把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洞见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超越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提供了一种对当代进行考察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新的思维方式成为可能。在论文的结尾,我将结合玛德琳·戴维斯(Madeline Davis)“英国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回顾斯图亚特·霍尔的思想历程。在那篇文章中,戴维斯认为:“新左派在英国思想文化内部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了”。我认为,这种构思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理解这一有影响力的理论与政治运动的一次重要努力,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结合对斯图亚特·霍尔著作的考察而得到强调。

  英国新左派运动时期的霍尔

  霍尔的思想轨迹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与他在英国新左派创建过程(1956-64)中的作用相吻合。新左派运动产生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挛生危机和英国对1956-57年中东战争的干预。新左派致力于“全力以赴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努力摆脱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双重正统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点。霍尔是《大学与左派评论》的创建者之一,这本杂志是由牛津的一些激进学生编辑出版的。这些学生十分反感当时的政治正统,并对作为超级强国的英国采取了与法国一起入侵苏伊士运河的最新立场持批判态度。霍尔是《新左派评论》的第一位主编,他在调解正在兴起的学生一代与大部分老一代的前共产主义者之间(主要是E. P. 汤普森)的关系方面起到了第一位的作用。在这个时期,左翼文化批评家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极大地影响了霍尔的思想工作,他们利用批评家F. R.利维斯(F. R. Leavis)的方法通过文学分析来批判性地考察战后的政治与社会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时候,霍尔萌发出从事学术工作的兴趣。他分析了大众、流行媒体和消费资本主义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还试图找出并接合抵抗统治秩序的力量。他特别是对后来被称作“身份政治学”的东西感兴趣,而“身份政治学”在当时刚刚开始的“单一议题的政治学”中已经显示出来,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核裁军运动。同样地,他也对英国青少年的文化政治学和工人阶级的青年文化感兴趣,“初生之犊”正在受到媒体的关注并将成为随后的文化研究的焦点。

  霍尔在这段时间内所写下的两个文本即《无阶级感》和《通俗艺术》透露出他所关心的思想与政治问题。霍尔的早期文章介入了关于当代工人阶级的争论,这场争论是由工党内部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等修正主义者挑起的。克罗斯兰认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将会导致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到来,并使经典理论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需要不复存在。霍尔驳斥了在物质生活与工人阶级意识之间所作的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因果分析,并指出工人阶级文化的基础是它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这是他从雷蒙德·威廉斯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文化与社会》改造而来的观点。但是,霍尔坚持认为:“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一定的关系模式以及一定的物质的、经济的和环境的制约下才能够维持下来”。所以,为了理解工人阶级文化就必须要确立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与主体反应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当然,霍尔并不是要向马克思主义正统回归:他相信在这两个词语之间一定有一种“自由发挥”的关系,并指出上层建筑领域的转变同经济基础领域的转变同样具有决定性。对于霍尔来说,工人阶级文化被分解成多种生活风格,正像中间阶级的文化一样。这倒并不是说阶级不平等的客观决定因素更不真实了,而是说这些因素被阶级混乱感或者是无阶级的虚假感所经验,这是一个悲剧式的矛盾:“工人阶级通过陷入新的和更加精致的奴役形式而解放了自己”。

  E. P. 汤普森批评霍尔的文章(以及其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予以优先重视的人的著作)没有能够考虑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更加总体的历史背景。汤普森指出,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中,工人阶级运动尤其是工会与劳工运动中的激进的积极分子抵抗操纵与控制的形式,这反过来促进了对民主与社会改革的努力奋斗。然而,如果不对照汤普森的避谈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和霍尔在考虑环境转变时的开放性,今天阅读霍尔的这些文章是困难的。霍尔并不认为工人阶级群体和文化即将消解,但是他相信转变正在发生,左派必须面对它们。霍尔二十多岁时写下的这篇早期文章是一篇正适其时的文本,关键的是其中的思想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是它已经昭示出后来成为持久性标志的两个特征。首先,他开始对现状进行公正的和客观的分析。在他看来,这是在既定条件下寻找抵抗潜能的唯一途径。第二,通过利用正反两方的观点,他故意避开思想与政治争论中的对立性,而这种对立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很盛行的。克罗斯兰断言由于工人阶级的富裕致使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而汤普森认为什么也没有改变。霍尔选择“第三条道路”--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皆是”。在一定意义上,这与新左派本身的精神(后面还会提到这一点)相一致:它拒绝在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作出冷战思维式的二分选择,而是在二元政治气候中把自己作为替代选择的第三条道路。

  在与帕迪·沃纳尔(Paddy Whannel)合作的《通俗艺术》中,霍尔考察了大众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于流行音乐和电视的爆炸式增长和青少年文化的扩散而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事实上,这本著作是对那些自封为文化的保护者的回应,这些人把新的传媒和流行艺术视为是对文化价值的冲击。霍尔拒绝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严格二分法:这种区分不仅建立在知识分子的偏见的基础之上,而且在认真审视后很容易被推翻,特别是对电影和爵士乐的分析。对他来说,流行与高雅艺术并不是相互抗衡的:它们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抱负,这只有在它们的自身条件内才是可理解的。同时,霍尔把流行艺术区分为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流行文化是城市与工业经验的真实表达,是可以立刻被它的受众所辨识的已知情感的真正表现。另一方面,大众艺术包含着高度的个性化,而不是对个人感情的忠实表达;一个股票公式的修饰是用来控制情绪的,而不是常规的想象性与探索性用法;大众艺术是迎合它的受众的艺术,而不是产生于对它的深深敬仰。霍尔分析流行艺术的方法是对风格与形式予以密切关注,并集中研究思想与情感的传达方式。但是,他也试图在更大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来定位流行艺术的形式。最终,霍尔对流行艺术形式(比如说爵士乐)的分析带上了一点瑕疵,因为他好像是把它作为一种高雅文化的形式来分析的,但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流行文化的双重本质:它能够同时既颠覆又再生产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霍尔正在铺设后来被称为“文化研究”的地基。

  文化研究时期的霍尔

  霍尔的第二个思想阶段(1964-1978)大体上与他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那些年代相吻合,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是文化研究这一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第一个体制性机构。如果说霍尔的早期著作是在冷战、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共产主义阵营大骚乱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那么,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国际范围内的学生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和身份政治学则塑造了霍尔在第二个时期的作品。霍尔对“伯明翰学派”作出了定义,即融合了“结构主义”与“人本主义”并吸收了符号学(尤其是罗兰·巴特的作品)、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路易·阿尔都塞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和英国文化主义(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和汤普森的历史实践)的学术流派。在一系列集体性的研究成果中--《通过仪式抵抗》、《监控危机》、《妇女有话说》、《文化、传媒与语言》和《帝国反击战》--伯明翰学派在众多领域取得了极具影响的学术贡献,这些领域是当代传媒、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现代国家、历史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及种族、阶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阶段数量众多的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中,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也许是他的最具原创性的一个作品。他有效地利用了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对传播过程进行解读,并把这一解读建立在马克思的生产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他把传播看作是一连串的审慎环节,每一环节都有自己的特征和形式。尽管传播信息的生产或“编码”与观众的接受或“解码”都“依附于主导结构”之上并处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影响之下,但二者却是遵从各自的结构逻辑的不同环节。一方面,生产者们努力在优先确定的意义上达到一致;另一方面,受众有能力用自己的词汇对这些信息进行解释,因为他们不理解优先确定的意义并对它漠不关心,或者是他们选择一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反抗的符码进行解读。霍尔相信人类在接受媒体信息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一点重复了文化研究起初时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动力,他对人类主体的信念使人们重新想起了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 1980]中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著名分析。霍尔也强调经验被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霸权关系所压制和强迫,是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的一部分,他的这个观点是得益于被阿尔都塞改造过了的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霍尔融合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它们各自的拥护者看来是截然相对的观点--的企图在他的关于无阶级的早期文章中已见端倪。

  在这个阶段,霍尔的思想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动力呢?通过他对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的批判便可见一斑。《理论的贫困》无疑是汤普森写过的最具激情和灵感的一部著作(当然这并不是贬低他的其他著作),它也是在英国对阿尔都塞思想所做的最富影响力的批判,是对汤普森自己的理论与政治原则最正面的声明。通过对非历史的结构主义理论家的批判,它捍卫了历史学家的事业,同时重申了汤普森对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经验的优先重视。

  霍尔承认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的深刻性,认为汤普森对历史学家事业的捍卫、对经验范畴的强调以及对“具体的”重视优先于“抽象的”与“理论的”具有启发性,尽管它问题重重。对于霍尔来说,汤普森是要颠倒阿尔都塞的错误与过失。在霍尔看来,汤普森把历史过程看作是不言而喻的,把历史实践实体化并沉浸于具相,从而混淆了理论与理论主义的区别:存在着理论主义的贫困,但对于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讲却不允许存在理论的贫困。当然,从来没有脱离实践的理论,但是没有理论的指导也不会有正确的实践。马克思教导我们对不同种类的工作进行不同层次上的抽象是完全必要的。

  霍尔也不同意汤普森的经验概念。在肯定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撰学传统在恢复统治阶级和被压迫者的经验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的同时,霍尔认为这一传统对经验概念的惯常用法存在着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能不加选择地包容“经验”,也不能够脱离意识形态概念来理解经验概念。他并不是建议历史学家重复阿尔都塞主义者否认经验的重要性的愚蠢之举,只是建议他们不要以相反的方式来重复这一错误。他说,经验“不能作为我们的历史证据真实性的认定证据”。

  霍尔指出了汤普森及其追随者所表达的经验概念可导致的两个政治问题:第一,认为它可能导致一种承诺政治,而凭着这种承诺政治,社会主义的未来通过唤起与赞美关于过去的经验而就能够得到保证。第二,认为它赞同了一个对社会主义政治不再富有成效的“人民”概念。他说,在1970年代,把政治策略建立在资本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方式的基础之上不再是可能的了。霍尔拒绝“平民”这一概念,用他的话讲

  它[社会主义]将会从差异开始,与此相矛盾的是,这种差异既产生对抗又产生与对抗一样多的联合,正像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观察一下可能会产生联合的斗争与组织的形式,就知道社会主义只能从差异开始。这与民粹主义政治学形相近意相远。

  霍尔不再信任民粹主义政治学所假定的平民能够很容易被号召起来,就像过去那样具有吸引力。对阿尔都塞的研读使他认识到大众力量只能作为差异的联合体的结果被建构起来。尽管霍尔尊敬汤普森的政治观点,他却不能说《理论的贫困》在政治上是有益的。

  霍尔的撒切尔主义批判与身份政治学

  自1970年代晚期以后(这也许可以被看作是第三个阶段),霍尔开始活跃于多个理论前沿。作为集体研究成果的《监控危机》标志着他成为一名关于种族与阶级关系、英国黑人经验和新右派的理论家。一群黑人青年袭击一名白人工人,主流媒体对其进行大肆报道和评论并把它看作是行凶抢劫泛滥的一个部分,这一事件成为这本书写作的动机。霍尔和他的同事们则主张对行凶抢劫的惧怕远非是自发的,它来源于漫长的和复杂的意识形态准备过程,凭借这一过程国家和媒体利用人们对种族、犯罪与青年的恐惧制造出一种“道德恐慌”。他们把这一意识形态机制与二战后出现的社会民主共识的崩溃联系起来考察,并用葛兰西的词汇把这一情况理解为一种霸权危机,这种危机是右翼“威权主义民粹主义”--它是建立在自由市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对家庭的保守解释基础之上的新兴的霸权集团--的盛行。

  霍尔断言,虽然英国的大多数黑人被看作是处于英国的历史与文化之外的移民,但事实上,他们是英帝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所塑造的流散人群,所以应该把他们放在英国历史的中心而不是边缘。他们与其他人分享非洲的黑人流散经历,同时又被英国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构造。绝大多数黑人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是他们的一些最激烈的冲突是与种族主义的白人工人发生的,而且他们大部分也与组织化的劳工运动相脱离,他们的阶级经验已经被种族范畴过滤掉了。

  上面的最后一点在《种族、接合与社会在统治中的建构》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阐述。霍尔通过与两种流行的理论选择的关系而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定位:一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把种族与人种的区分看作是根源于历史经济条件基础上的现象;另一种是社会学观点,它把这种区分看作是社会与文化方面是不可还原的。对于霍尔来说,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种族结构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它们既不能只用经济条件来解释也不能忽略经济条件来理解它们。换句话说,他试图从经济和历史所决定了的客观条件来建立种族动态学,同时坚持它们的独立性与特殊性--霍尔称其为“别的东西”。通过重新思考社会形态的结构动力,霍尔开拓出了一种中间观点。借鉴阿尔都塞的观点,他把社会看作是一种“结构化的总体性”。其中,不同的结构层次(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既是独立自主的同时又被“接合”--霍尔用这个词表示不牢固的和偶然的联系使“从属关系不再是必要的了”--所连结。

  霍尔有效地利用了这一模式对当代英国的种族与阶级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种族与种族主义是历史上偶然形成的,在社会形态的不同层次上起着作用,其中包含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关于黑人工人阶级,他讲到:

  黑人劳动力(男性的和女性的)在经济活动以及因经济活动而产生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被分配为不同的经济主体;黑人劳动阶级的不同部分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 (政党、组织、社区行动中心、出版物和社会运动)被重组, 从而成为“政治剧院”和政治斗争的政治力量;阶级被接合成新兴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文化和意识方面的斗争的集体与个人"主体"。通过这些方式,它[种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对于霍尔来说,种族与种族主义塑造了黑人工人的全部经验,当然,白人工人也是。在一次值得注意的阐述中,他讲到种族是“阶级所‘寄’于其中的形态,是阶级关系被经验的中介,是阶级所占用的形式。”接受这个观点吸收有助于解释阶级联合的困境所在,但是种族的形态却是历史偶然性的,它不是固定的或者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通过霸权斗争而得到改变。最终,霍尔使用从葛兰西那里改造过来的概念来理解种族。

  如果说《监控危机》标志着霍尔的思想与政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他在《艰难的复兴之路》中对国家政治的思考则使其思想的新阶段特征更加显而易见。后者是霍尔关于新右派的一个论文集,它也使霍尔成为撒切尔主义的主要批判者。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在理论上(甚至在精神上)主要是得益于葛兰西的著作。对霍尔来讲,葛兰西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结论和观点可以直接嫁接到当代英国头上,霍尔强烈地指出这样一种草率的做法已经长期地妨碍了关于左派的真正创新性观点的形成;勿宁说葛兰西的重要性在于他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葛兰西面对的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意大利,这与20世纪晚期的英国的情况十分相似。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证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激进的右派而不是左派理解了这个历史时刻。霍尔并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最终会证实自身,而是正视了真实的历史运动。

  葛兰西不得不面对那一历史时刻的倒退与失败:这样一种时刻已经过去了,永远不会以它的旧的形式而回归。这里,葛兰西直面了历史本身的革命性特征。当[推测]的书面展示出来时,就不会存在‘回头路’了。历史转换了齿轮,地形改变了,你正处于一个新的时刻。

  葛兰西与当代英国左派的关联在于,他将会反对传统左派把撒切尔看作是一种妄想、看作是在选举摇摆不定时的一种暂时改变、或者是作为虚假意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他将会接受“事态的规训”。

  霍尔的葛兰西主义精神贯穿于他对撒切尔主义解读的整个过程中,他把撒切尔主义看作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霸权工程。撒切尔主义建立在60年代晚期的工党政府自己实行的政策--遏制工人阶级,对少数边缘宣战,缩减大额的国家福利--的基础之上,但是它使这些提议朝着新的和相反的方向延伸和扭转,并取代战后的保守主义和劳工主义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声音。它对政治与文化现实--新的“共识”的产生--的再定义重新形绘了1945年选举的结果中所产生的共识的迅速消解。撒切尔主义把社会民主党、工党、工会和国家混为一谈,把它们描述为要对违法、浪费、低效率和反个人主义(说到底就是非英国式的)负责的极权主义。最重要的是,它转变了关于社会福利的关键概念。它改变了政治思想与观点的流行看法。以前需要社会的地方开始根据市场力量的法则来实行,现在 “金钱价值”问题、处理自己财富的私人权利问题、自由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平衡问题已经成为贸易词汇,而不仅仅是议会、舆论、杂志和政策界的政治议题,而且是在日常考量的思想与语言之中。这里发生了价值观念的明显翻转:过去与社会福利的价值相联系的气氛现在与一切私人的东西相关联--或者说能够被私有化。

  但是如果说霍尔强调了撒切尔主义的霸权主义的和意识形态的维度的话,他并非意欲暗指这是对其进行斗争的唯一根据以及它是一个严密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它的影响是全面与彻底的。与葛兰西相同,他认为意识形态在接受严密审查时既不是连贯一致的也不是具有逻辑性的,而结果通常是由一些表面上矛盾的元素组成。霍尔把撒切尔主义描述为一个“倒退的现代化”工程,它由两种绝不会受传统欢迎的元素编结而成:“一种是保守主义核心主题的回响--国家、家庭、责任、权力、标准,传统主义;一种是复兴的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性主题--自我利益、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反国家主义。”霍尔坚持认为,撒切尔主义包含了它能予以驳斥的中间立场。

  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增进了资本的利益并巩固和扩大了国家权力,保留了“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合适的正式的代议制机构”并能够围绕它“建构起一种积极的民众认同感。”与此相关,左派的复兴依赖于对文化与政治的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的接合。霍尔开始在《新时代:1990年代政治学的变迁》中阐述这些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本由团结在《今日马克思主义》--英国共产主义党的机关刊物--周围的思想家创作的论文集,它把自己定位于与马克思主义理解现代性的传统的关系之中,然而它自己的分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相距甚远。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几乎被取消了,在阶级的结构定位与他们的身份和意识之间不存在假设性的联系。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新时代》对后福特主义的分析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当代重写,尽管它煞费苦心地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抱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点主要是得益于让·弗朗西斯·利奥塔对总体化进行批判的精神)。后福特主义的论题是“不要给予经济任何意义上的优先决定地位。”与把政治看作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二元对抗不同,它鉴别出了权力与冲突的多个要点。它拒绝只存在一种“权力游戏”的思想,为下面这种思想辩护:“政治是策略和权力及其接合的网络,所以它总是私人化的”。

  《新时代》对身份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重视无疑地构成了激进的多元主义的一种形式,而激进的多元主义几乎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它对身份的理解是建立在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那里吸收过来的主体的推论概念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它是在文化研究内部构思的。此外,它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是,在表达《新时代》的观点方面,霍尔始终扮演了领导角色。正如霍尔写到的那样,《新时代》用更加碎片化的和不完全的一种概念--由与我们所栖居的不同的社会世界(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东西)相关联的多重自我或身份所组成--代替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所支撑的那种中心的、理性的、稳定的和统一的单个自我,这个主题实际上是被“不同的话语和实践”表达了,我们正在进入后马克思主义的地域。

  这样一些思想对霍尔的文化研究著作有什么影响?当雷蒙德·威廉斯主张文化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时,他在文化生产者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之间设定了一种关系。我们是文化的作者,这意味着文化包含了我们的经验。尽管如此,在后来的文化研究中发生了从这种人本主义向被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所影响的观点的转变。此时,文化代表着无意识,这个假设使特殊的和具体的意义成为可能。从这个观点来看,并不是经验生产了文化:是文化生产了经验。因为在文化范围之外,不存在像经验这样的事物。对于霍尔来说,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是通过由文化假设所中介过的表征行为产生的。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独立于我们的想象力占用的世界,但是只有通过语言和话语它才是可知的。用霍尔的话来说:

  事件、关系、结构在话语的范围之外有存在条件和真正的效果;但是只有在话语之内并归从于它的特定的条件、限制和形态,它们才有或者说能够在意义中被建构起来。所以,尽管不想无限地扩大话语的领域权,但事物是如何被表征的以及一种文化中表征的‘机制’与制度起到的是确实是一种本质的而不是反射性的和事后的角色。这产生了文化和意识形态以及表征方案的问题--主体性、身份、政治--在社会与政治的生活的组成中占据着一个有影响的而不仅仅是表现性的地位。

  表征是一个政治问题,它被权力关系、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所中介过了。哪种表征会成为主导性的或是霸权性的取决于特定历史时刻起作用的一系列力量。

  在这个理论语境下,让我们考察一下霍尔在《黑人文化中的“黑”是什么》(这篇文章中对“黑色”的分析。在他看来,黑色并不是大家已经知道的本质的体现,而是通过表征被生产出来的。它的含义随着它与“白色”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是被政治与文化的转换所中介过了的。在1960年代,“黑”被用来联合不同的群体--这是对白人文化的种族主义的回应,它把“黑”等同于不“白”。这种本质主义观点(与黑人权力运动联系在一起)简单地颠倒了白人的种族主义观点--黑的就是好的。这个观点的政治利益证明是巨大的,代价是对种族与性别差异的压抑。

  自此,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对于霍尔来说,无论是建立在阶级、种族、性别或者是它们几个组合的基础之上,身份被看作是来源于意指。身份通过差异的作用而被生产出来,稳定性通过压制的行为而产生,这在今天仍然以一种隐匿的方式继续发挥着作用。然而,身份的转换并不是任意的。当西方开始被去中心化时、高雅/低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开始消解、当现代主义的普遍性被后现代主义对差异性的坚持所取代时,考虑到“黑人”如何定义他们自身的更加流动的概念,更早一点的“黑/白”二分更需要被解构。最后,霍尔并不是简单地描绘了黑人的含义的变化,他是介入到了它的转形之中。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类主体生产出了不同的文化身份。所以,如果说霍尔的观点被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改变的话,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结构与主体之间的张力对、特别是葛兰西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阵地战”政治的理解以及E. P. 汤普森和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对他也启发颇深。然而在这个接合点上,霍尔的观点好像与原初的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推动力相差甚远,但是它仍然是唯物主义的和能动的。尽管已经大大地偏离了文化研究原初的马克思主义推动力,但是霍尔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他的思想仍然属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传统。然而霍尔已经绘制出英国黑人文化研究的范围和主题,这一点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尤其通过作为他的学生及同事的保罗·吉尔罗伊身上体现出来。

  自从1997年从开放大学荣休后,霍尔在文化政治学的公共舞台一直很活跃。兰尼美德信托基金机构是研究英国种族平等问题的一个独立的智囊团,该组织的主席比库·帕雷克(Bhikhu Parekh)是一名政治哲学家;受该组织的委托,霍尔所在的委员会创作了《英国多种族的未来》。起初布莱尔政府公开支持这项事业,但是当媒体和政治上的右派盯住它的一份报告里分析英国身份的含义的少数几页文字并宣称这份报告把英国性等同于种族主义以后,它后来就偏离了自己的研究结论。事实上,报告的看法是:英国身份历史上已经被种族主义化了;对于黑人和亚裔的英国人来说,它已被铭刻上了帝国统治的集体记忆。它要求扩大而不是抵制英国性,此外它提倡重塑英国历史从而使其与一个多文化的社会相符合。作为对这份报告的捍卫,霍尔在《卫报》上写到:“我们是讲历史上的英国性思想带有‘大量的未经言明的种族意蕴’--意思是说,在一般意义上,这个国家通常被想像成白人的……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认为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不会结束。”

  霍尔参加英国多种族的未来委员会是一个从英国黑人的角度长期质问英格兰性/英国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行为。因为英国人不仅简单地意味着居住在大不列颠或联合王国或者是大不列颠或联合王国的公民,它还有着统治、种族和帝国的历史内涵。是的,正像保罗·吉尔罗伊明确指出的那样,种族的与国家的话语的接合已经成为英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与19世纪晚期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等级制基础上的种族主义不同,它的20世纪的等价物建立在把黑人看作是永远的局外人的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用吉尔罗伊的话说:“黑人移民以及他们在英国出生的小孩根据他们的种族被否认为真正的国家公民,同时防止他们在‘英国种族’内部结成自己的联盟,因为他们忠诚的国家必定不在英国。”吉尔罗伊认为,这样一种思想不仅成为新右派意识形态的核心特征,而且它也巧妙地渗透到左翼的观点之中了。当左派试图从他们的保守派对手中挽救出“英国性”这个能指时,他们对这个能指的种族的与帝国的维度却不闻不问:

  民族性并不是一个可以根据政治实用主义的指令而简单地自然地塞满可替换性概念的空容器。民族归属的意识形态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塑的,但是它与阶级和‘种族’的话语以及这些群体的组织实体的联系却不是任意的。它们被历史与政治因素--这些因素限定了民族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的程度,其时它的连祷被社会主义者所重申--所限制。

  霍尔和吉尔罗伊关于英国性的思想也许对我们理解与英国新左派相关的思想著作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我把英国新左派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但是玛德琳·戴维斯在一篇重要文章中称其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戴维斯的这一概念试图扩大使新左派更具吸引力的思想与政治空间,所以它恰恰不包括那些使用“文化的”方法的思想家,但是也谈论那些思想家,比如根据其观点更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佩里·安德森。另一方面,尽管我承认在我写作《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那本著作时,我曾考虑过不同的短语,包括英国马克思主义,不过我重点强调的是思想与政治的社会环境的理论遗产,这在我看来非常重要。

  我对戴维斯的观点的疑问并不是我质疑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思想文化的变化取决于二者之间的相遇:我的疑问在于“本土化”思想本身,至少对我来说它产生了一种移民获得公民身份的印象,我们通常把这描述为“加入国籍”的公民。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的移民身份正在被归入英国国籍和英国性之中。我相信,霍尔以及相关的英国黑人文化研究传统与本土化这个思想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仅解构了英国人这个概念,而且也像许多其他人那样解构了民族国家本身的自然性--正如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所暗含的那样,民族国家把世界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实体。无论把英国黑人看作流散文化的一部分是霍尔的功绩,还是吉尔罗伊的黑色大西洋这个极具影响的概念以及他的“英国人”这个能指具有白种人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内涵,他们的思想深意是英国性不仅要从英国的角度而且要从跨国的角度来考察。简言之,我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思想的质疑是它假定了一种静态的和没有疑问的英国性概念,这一点是霍尔的生活与工作所挑战的对象。所以,当我理解与支持戴维斯把英国新左派描绘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意图时,并不代表我会欣然接受这一说法。我自己把新左派的思想传统看作是二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无论存在什么限制,我将会仍然使用这一观点。

  (杨兴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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