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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

[提要]今天晚上论坛的主题是《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

  主题: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

  时间:2015年09月21晚

  地点:77剧场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2015文景艺文季。我们今天晚上论坛的主题是《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可能在座的朋友们跟我一样一方面希望我们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很多困惑,无论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对于到底什么叫良好的生活,应该怎么追求良好的生活可能都有很多困惑。我想也许今天晚上的论坛能带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五位的嘉宾,首先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教授张汝伦老师,第二位是著名的书评人止庵老师,第三位是北大哲学系干春松老师,第四为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作家王小峰老师,最后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濂老师。周老师还是本场嘉宾主持。

论坛B: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 摄影:杨明

论坛B: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 摄影:杨明

  主持人(周濂):今天周一,是一周中最黑暗的日子,大家晚上来到这里,跟我们探讨什么叫良好生活,可以说明在座的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说起勇气我非常佩服主办方,在现代探讨什么叫良好生活,在现在所谓的吃着地沟油的时代,讨论良好生活是非常需要勇气的。看到请到的嘉宾更让我吃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有差异性,把有这样一群有足够差异性的人集结在一起什么叫良好生活,也显示出这个主题的难度。

  我想隆重推出的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老师。在他身上有很多光环和荣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就是三个字:哲学家,再复杂一点就是五个字:著名哲学家。说起哲学家我想起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故事,他演讲完发现台上掌声如雷。他就想是不是说错了什么。张老师演讲完下面也是掌声如雷,我想张老师不该因此困惑。张老师有一本《激情的思想》的书,下面让我们来聆听张老师激情的思想。

  张汝伦:首先要谢谢读者,这么热情,我想今天是星期一,而且刚才文景朋友告诉我,今天搞了好几场。我问他,今天会不会有人来?他说基本会坐满。我一看真是这样。我觉得还是要感谢各位读者能够在第一个工作日晚上来听这样一次似乎有点枯燥的话题的讨论。我也要感谢主持人,他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引导,不过这个问题真的像他讲的,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良好的生活,不仅仅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地沟油,雾霾等许多事情,让你对这良好生活轻易能够说什么真的很难。更重要的是,当然是我的职业,就是这个问题在哲学当中,它本身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和困难的问题,最近上海书店出版社出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可以向各位推荐《最美的哲学史》,这是法国前教育部部长写的,是一本非常有个性的书。这本书的确像法国散文家写的,没有丝毫法国人的理论风格,写的非常流畅,写的也很有个性,他说哲学就是追求好生活。这个话讲的没有错,虽然好生活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是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好生活,可是什么是好生活?

论坛B: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 嘉宾:张汝伦 摄影:杨明

论坛B: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 嘉宾:张汝伦 摄影:杨明

  我们对中国哲学略有了解的话,其实中国哲学到最后,你也可以说,他的一个根本的关怀点就在追求什么是一种好的生活。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对这个问题讨论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和幸福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是幸福,我们知道有很多讨论,但是至今哲学家也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定论,为什么?因为好生活的问题,实际上至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看来的话,他不能够非常肤浅的可以用外在的指标,比如一年挣多少万,或者说拥有什么东西,不能够用这种指标,好生活实际上是你对幸福的理解,而对幸福的理解在我看来大概是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理解。因为苏格拉底讲过一句话,未经反思过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因此对古希腊哲学家来说,人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件严肃的事情当然牵扯到你对自己的生活要有深层次的思考。好生活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我个人认为包括这几个方面:

  第一,它包括我们对自己人是怎么回事的看法,第二,天人关系,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按照中国哲学讲是天人关系,按照西方讲,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第三,当然还有我们深是社会当中的人。所以就是什么样的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因为深是一个社会的动物,所以好生活跟好制度一定联系在一起的。

  《最美的哲学史》里如果各位能去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的确用了很多西方哲学史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所以今天晚上我只是想讲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也是我们简单的来给它定义的问题。我在想我们今天考虑问题,对我们来说可以按照我刚才讲的三个方面,我们对人生的理解,我们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以及我们对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应该有什么样的。我们认为美好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恐怕这个好生活和好的制度,大家知道这是加尔布雷斯写过一本回忆录,叫《我们时代的生活》,他把这些东西统一起来考虑,可能才会考虑什么叫良好生活,我们不至于是一个潦草的回答。当然文景的题目还加了一个“我们的时代”。我们今天加也好,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问题,所以每个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思考恐怕也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我们每天打开电视机,打开各种各样资讯的媒体,我们会发现并不是可以让我们内心很宁静,所以这还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主持人(周濂):谢谢。张老师刚才引入了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生活和良好形成的理解。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德性在他那个时代起着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说到德性生活,良好生活,我想起前些天读止庵老师的一个访谈,您在里面谈到,说您的母亲在去世前两年,找了174个小说,把它读完了。您又说日本著名的作家尾崎红叶在临终前去买《大英百科全书》,用三个月时间读完了。我读到的时候特别感动,觉得这是所谓良好生活的一个典范。但是看这段话的时候我的余光扫到页面的一个广告栏,就是“苹果ISO9:你必须了解到的10亮点”。然后我就觉得良好生活真的非常之难。

  现象有请著名作家止庵先生谈一下何谓良好生活。

  止庵:谢谢。张老师是我多年敬仰的老师,觉得坐在这儿我很荣幸,在张老师后面说可以说是狗尾续貂,觉得这个词还是比较准确。

论坛B: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 嘉宾:止庵 摄影:杨明

论坛B: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 嘉宾:止庵 摄影:杨明

  我先讲一个故事,先讲一下我们前面的时代,就是“文革”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很难想到良好生活。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是一分钟都没有良好生活。我讲我们家来一个客人,这个客人是我爸爸的一位朋友,一位演员,很能喝酒,之后就喝醉了。他要吐,就拉我们家大衣柜,说我是爱干净的人,不能吐在你们家里。我说这不是大门的门,这是大衣柜。但他不听劝,后来就吐在了大衣柜里。这个在别人看来真的不是良好生活,但是这个对于他自己来讲,在那一刻来讲是不是就是他的良好生活?

  我们这个题目叫《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我们搁在这个时代前面,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儿,如果这个标题改成《这个时代的我们的良好生活》,这样的话“良好生活”就有一个主语。可是现在这样的写法,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是我们的良好生活,还是我的良好生活。我们的良好生活和我的良好生活可能不是一回事,别人的生活不一定能照搬到我的良好生活,我的良好生活也不一定纳入到我们良好生活。以我活了五十多岁的经验我来说,我觉得凡是把良好生活弄的不是一个人的,而弄成一帮人的,或者一个群体的,一个民族的,背后就是一个坑。如果大家都过良好生活的话,这种生活恐怕就是最不良好生活。假如说有一个人带着我们共同过良好生活的话,我觉得赶紧把这个人诛灭,根本不能留这个人在世界上存在,因为根本就是一个大祸,因为从我们的经验来讲,不论我们看各种历史,至少我们可以举出希特勒、斯大林这样一堆人。

  所以从我个人来讲,我对一种集体的良好生活,慢慢的就不信,就信我的良好生活。我能做到的,就是做到不妨碍别人的良好生活。当然别人最好也别妨碍我的良好生活,大家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像我们曾经在一九二几年的时候,钱玄同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说如果人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人前瓦上霜的话,这是多么好的生活,我相信假如在我们的社会里能够过上我的良好生活。但现实往往不是这样,大家往往都不扫自己门前的雪,只想管他人瓦上的霜,这样好不了。我想如果在座的都过上每个人的良好生活,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良好的生活。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的良好生活不能妨碍别人的良好生活。

  但是真实生活往往不是这个样子,我小时候读的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就是《庄子》。这里讲了很多今天这个话题的事情,比如他讲到北海有一个皇帝,叫倏,南海有一个皇帝叫忽,中央的皇帝叫混沌。书和忽都有一个七窍,混沌是没有七窍的,他没有多苦,咱们给他凿一个,可这样就把人凿死了。就是把我的范式加给你,你可能不良好,你可能活都活不了。这是对我们的劝解。

  《庄子》还有一个故事对我影响很大,就是有一个国王派一个使臣找庄子,说给他钱,让他来做官,就是礼聘他。庄子说,你听说有一个神龟,国王那儿有一个龟,这个龟死了三千年了,还被装在匣子,人人对它非常敬重。他说死了三千年的龟好,还是在泥土里爬的龟好?那个人说当然是在泥土里爬的好。庄子说,那你还是让我在泥土里爬吧。其实就是说,我想把这些都撇开,你说的那些良好生活我不想过。

  在青年的时候我也想着不跟别人一样活,不一样跟别人一样活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条件,我觉得对我一个切实的影响,就是在北京八十年代后期,我们会发现突然盖了好多宾馆,我跟这个社会快完了,这个社会快把我们挤出去了。我说这些地方我一点也不羡慕,但是这些地方只能是我不想进去,但不能进不去。我不进去是我看不起它,它不让我进去,是它看不起我。我说咱们必须做到,我能进去,但我不进去。“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所以我在外企打过十年工,就是一个特别辛辛苦苦的工作,我就是想把自己变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是变成一个我能自立的人。我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就做到了这一点了,我就可以不打工了,像现在,我觉得我不敢说我过的是良好生活,但是我至少过的不是别人那种良好生活,或者是别人那种不良好的生活,我过的是我自己的生活。

  这个就可以回到我今天开头讲的故事,假如那个醉酒的人,如果你问他,那就是他的良好生活。当然他呕吐到我家大衣柜,除了对我生活有影响之外,这样的生活在他看来就是良好生活。这个在庄子看来,就是自适其适,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合适。我觉得现在我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继续这样过下去。但是对别人是不是有劝解和建议呢,我觉得越少说越好。至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每个人的良好生活都是在时代里,你怎么能离开这个时代呢?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时代,就跟我们脚踩的这个地方一样,但是我们不能百分之百,每一分钟都踩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少跟这个时代发生关系。我就想跟这个时代离的远一点,离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所有的是非尽量远一点。我说的是尽量,尽可能远点,这样的话对我就是良好的生活。我说这个话很自私,但我觉得大家到这儿是以诚相见,我说的可能有不足,但是我确实是这么活过来的,我想把自己的一己之德贡献给各位。

  主持人(周濂):谢谢止庵老师,他对我们的主题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析,就是我们是谁,什么时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发问。其实联系之前张汝伦老师说的好生活和好制度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呼应的。其实止庵老师想说的是好生活可能只是关乎一个人的,而好制度可能是关乎更多人。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正义追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比如说我虽然非常讨厌某些人,像司马南,但是某种意义上我还是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你要揪着我的脖子上,你必须跟司马南过同样的良好生活。我觉得我只好用脚投票了。所以政治哲学追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而伦理学追问的是我如何能够过上一个良好的生活。我觉得止庵老师用非常生动兴趣的例子给我们阐释了这个道理。

  下面请北大哲学教授干春松谈一谈。

  干春松:我看到名单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就是我们三个是哲学的背景,另外两位作家。作家是有另外一个称号,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哲学家似乎是告诉人家生活的道理,因为我曾经的同事周国平就是专门告诉人家该怎么活的。但是如果你在大学待过,就知道哲学家活的是不太良好的生活。一个不太良好生活的理由有几个,一个是哲学家善于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刚才张老师和止庵先生的发言,大概也能体现这样的特点,就是哲学家呢,就是没事找抽的那种。再者做哲学的都是跟作家比的话收入比较低,生活也不太良好,周濂老师除外,因为他兼有哲学家和作家两种身份。

论坛B: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 嘉宾:干春松 摄影:杨明

论坛B: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 嘉宾:干春松 摄影:杨明

  我觉得哲学家跟作家谈良好生活是找虐。为什么呢?我会问,我凭什么告诉人家,我都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生活?就是说我凭什么从我的经验里,一直活的不算太好,怎么就突然有了资格去告诉人家该怎么良好生活,无非我是教哲学的。大学里疯子最多的可能就是哲学系,很多人家好好的孩子进来,被我们教了之后想死的人不少。不是考虑怎样好好活着,是考虑怎么好好死。我始终怀疑我自己,有没有能力告诉别人怎么好的生活。但是偷懒一点,刚才两个说的话,像张老师说好的社会和好的生活的问题。止庵老师说我不想跟别人弄一块,我想自己过,我谁也不想理。问题是,你想自己过好的话,不太容易。因为你总是要跟别人接触,就像今天在座的剧场,我们坐在一块,你不能坐人腿上,我们就一排一排坐着,因为这里有个秩序的问题。这个秩序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刚才止庵老师说,我不想让人干涉我的幸福生活,但问题在于说,当你以为你自己能过好生活的时候,那些不想你过好生活的怎么办?像我们看过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记得“文革”的时候我刚上小学,基本不用学习,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玩儿,上课也在玩儿,老师也没教你啥东西,因为他也不知道教你啥东西,非常美好,但这其实是不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一个良好的生活可能还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社会。这就是我们该怎么弄在一起,刚才周濂老师说不想跟司马南生活在一起。止庵老师说不能让他强迫他过什么样的生活。小时候我妈教育我,好好学习,才能过好生活,但我能像止庵老师刚刚说的“诛灭”了我妈吗?

  我在大学里是教儒学的,我自己一定要说儒学的好处,因为儒学就是在探讨大家怎么集体生活在一起的。当然很多人会说,你这样的一种东西,当然不太考虑个人的问题,但是我的确觉得,儒学它好的地方在于说,它是提倡一种好的生活,它会有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现在大家都不信了,它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我经常说它一种劝诱性的。就是你跟我这样过,可会过的不错;你不过的话,你爱进山隐居隐居,它没有任何强迫的意思。就是它通过自己活出美好生活来影响别人,这也是它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活在这个世上很累。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就是儒家历史上,儒学是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不是被人打成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被宦官迫害,没有几个过的好的。我要说的我不能做的比别人生活过的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历史上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他不像庄子那样说,我在山里待着,他是要告诉你: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首先要在一起生活。第二,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自己先做成什么样的人,才能让别人做成什么样的人,你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这样的理论,我觉得费孝通先生有一个比较好的概念,我自己认为是比较贴近经典意义上的或者先秦的思想,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问题。就是自己独好不是好,大家好才是好。

  主持人(周濂):我纠正一下,我说的是如果不得不跟司马南生活在一起,但是我坚决不会跟司马南一起过良好生活,这还是有具有差别的。儒家还是希望让大家都过上良好生活,当然我们现在都不太信了。

  你们不要听干教授说他的生活多么悲催,他的生活好着呢。刚才问他,他说刚刚打完羽毛球。还有刚才说才换了一台轿车。我说你为什么换这台车呢?他说我女儿想让我换。在儒家,不可想象父亲要听女儿的话,所以我想他是受到了自由主义污染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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